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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现在，对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传统分块论进行挑战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
的提出，因为该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以其整体系统的观念起到了冲破传统的近代、现代与当代分块切割的作用，给文学研究引来了创新的清泉。
然而问题就在于，“世纪”
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单位对时间的一种假定，这一百年很难正巧在其前后给文学划出明显的断代。
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
的分期，既不能说明20世纪最初5年的文学与19世纪最后5年的文学有什么不同，也不能说明20世纪最后5年的文学与21世纪最初5年的文学有什么不同，这就使以一百年为单位对文学断代划分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与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进入近代并非始自1840年。
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而是早就进入现代的西方强加的。
然而，当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把中国从传统的酣梦中拖入现代世界时，仅仅是在传统的“外王”
层面上，中国有进入近代的企图，这就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开始，经过洋务派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它意味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典章文物、礼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价值核心仍然要以中国为主体，是不需要改变的，需要改变的仅仅是在“奇技**巧”
“坚船利炮”
等技术层面。
这就是所谓泰西以实学胜，若论诗赋辞章还是中国第一。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中，中国文学总体上不具有现代性因素。
我们把这50多年可以称之为“文学排外而停滞的时期”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讲授，才显得极具合理性。
而抛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的命题，过分夸大这50多年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又显得极为不合理。
譬如王德威为了证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认为《**寇志》（1853）与《品花宝鉴》（1849）都具有新的文学因素；认为1877年刊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张南庄的《何典》（1879），“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
。
但这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而夸大了这些作品的现代性因素，更何况《浮生六记》并非产生于晚清，《**寇志》《品花宝鉴》较之《水浒传》《红楼梦》更少现代性因素，《何典》的戏谑与漫画式的表现技巧也看不出背离中国文学传统而另起炉灶的取向。
如果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与清代中叶50多年的文学相比，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将前者划入近代，因为在很多方面，清代中叶的文学比1840年后50多年的晚清文学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从1750年到1784年，清代相继产生了讽刺杰作《儒林外史》及具有现代个人意识的杰作《红楼梦》等，1808年又产生了沈复的自传体抒情小说《浮生六记》，在此前后还有推崇男女平等的李汝珍的《镜花缘》，这些作品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清代中叶，何来五四”
的结论？
越过《儒林外史》《红楼梦》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明代中叶李贽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比1840年之后50多年排外而停滞的文学时期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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