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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复古的文学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陈独秀等人共同的理论基石，而李贽与公安派也在反复古的斗争中就形成了一种文学进化论思想。
因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林纾，认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并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拾李卓吾之余唾”
。
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的周作人，后来在反省新文学的渊源时认为胡适的理论去掉那些科学的成分，剩下的就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他甚至认为公安派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
，“就连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也不及这八个字说的更得要领”
。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明代中叶，何来五四”
的结论？
在礼教道德、文学等“体”
的层面更加保守，也许正是在“奇技**巧”
等“用”
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一种自尊表现，因而不能因为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近代，就认为中国文学也进入了近代。
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
韦勒克认为，即使同是人类精神史，文学史与哲学史的平行论也会陷入荒谬。
那么，把历史的近代与文学史的近代混淆，会产生更大的谬误。
由此可以理解，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为什么仍然止步于传统的家园中，现代性因素甚至还比不上明代中叶、清代中叶的文学。
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50多年的中国文学拒斥在近代之外，将其还给传统，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师去讲授。
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性大事件，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
正是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从中国文明天下第一的酣梦中惊醒，而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也随之破产。
日本本是中国文化的学生，却通过“脱亚入欧”
与明治维新很快进入列强的行列并打败北洋水师，使得中国人觉得全面师法西方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梁启超与黄遵宪才发起了一场戊戌文学革命，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才会受到热烈的追捧。
这标志着中国告别了在“用”
的方面现代化而在“体”
的方面要保持传统的文化选择，在文化与文学上真正开始进入现代。
李贽与公安派的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传统时代都没有成为文坛的正宗，因而虽然具有现代性因素，中国文学的近代却不能以明代中叶或清代中叶作为起点。
中国文学的近代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性的事件，是最为合理的文学分期。
既然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那么，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
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翻译过来，却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的推销；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并且独立成册的，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
这种翻译文学状况表明中国文学并未走向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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