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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那些多才多艺、感兴趣的领域不胜枚举的精英而言——科讷希特正是其中一员——在自己刚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头几年时间里，就能够享受到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种感觉无疑是十分奇妙的；在这种状态下从事自由研究，有着格外诱人、使人身心愉悦的一面。
实际上，才能与天赋还在其次，最能从卡斯塔利亚的自由研究模式中获益的，始终还是那些对科研有着全方位好奇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不被无穷无尽的知识和发现冲昏头脑，国家教育部门就会持续为他们提供仿佛置身天堂一般的科研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意学科之间遨游，以最多样化的方式将看似毫不相干的研究领域结合到一起；他们可以同时沉迷于六种甚至八种专业领域，或者从刚开始起就坚持钻研某个所辖范围相对狭窄的课题；除了必须遵循“教学省”
和团体内部普遍通行的生活道德规范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没有任何额外要求，唯独出于归档记录的考虑，每年都要呈交一份记录，内容包括在这一年时间里参加过的讲座、阅读过的书籍，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完成的工作，等等。
通常而言，进行自由研究是不存在考核评定环节的，只有当他们出于科研需要，前往修习一门专业课程并参加相应研讨会时，才会依照学院内部的惯例，对其学习表现进行相对更严格一些的监管，并且还要参加考试——顺带一提，这些课程与研讨会也包括玻璃球游戏和音乐学院的部分科目。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为自由研究能够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因此，参加的考试都是正规考试，考完之后同样会有相应的成绩；研讨会负责人要求普通学生完成的论文，这些旁听的科研人员也必须完成——这些要求都是很自然的。
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是从事自由研究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人会去强迫他们参加这些课程和研讨会，完成课程、参加考试也没有任何时间上的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大可以泡在图书馆里，一连泡上好几个学期，甚至好几年，做自己想做的其他任何研究，偶尔想起来时，再到学院里去随便听听课就行。
这类科研人员往往愿意花费很长时间来与某个单一的研究领域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他们甚至为此而推迟了正式进入团体的时间。
尽管如此，卡斯塔利亚依旧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允许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与研究领域徜徉徘徊，不必急着做决定：不只不会催促，甚至还鼓励他们这样去做。
除了在道德上保持品性良好之外，只需要每年写一份所谓的“传记”
，再就没有任何表现方面的要求了。
正是由于这种古老的、经常受到外人嘲笑的传统，我们如今才得以拥有科讷希特在自由研究时期写下的三篇“传记”
。
这些“传记”
并不像在瓦尔德策尔学习期间创作出来的诗篇那样，属于一种纯粹自愿的、非官方的文学活动——没错，当时那些诗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秘密的、或多或少受到禁止的文学活动——写“传记”
的动机非常正常，且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官方的要求。
在“教学省”
历史上最为古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鼓励年轻的、尚未正式进入团体的研究人员撰写某类特殊文章，或者说进行一种特别“文体训练”
的传统，对应的特殊文体就是所谓的“传记”
，即内容完全虚构的自传。
想要创作出这种“自传”
，首先需要选取人类历史中某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作为“传记”
的背景。
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将自己置于某个特定的环境与文化体系当中，置于某个相对更古早年代的灵**氛围里，想方设法地融入进去，将自己想象成呼应相关时空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就仿佛自己真的在那个年代、那个地点生活过一样；倘若根据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模式来进行划分，对于创作“传记”
的科研人员而言，帝国时期的罗马、十七世纪的法国，或者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伯利克里[50]时代的雅典，或者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都是首选。
假如创作“传记”
的科研人员刚好是语言学出身，那么根据他们领域习以为常的做法，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与自己所选择国家和年代相呼应的语言及文风，来创作身临其境的“传记”
故事；也正因如此，他们有时能够写出一些水平极高、内容精湛的“传记”
。
比方说，时间选在公元1200年前后，代入当时罗马教廷的文风来创作；再比方说，语言上选择修道院僧侣专用的拉丁语，或者《故事百篇》[51]中的意大利语；又比方说，使用蒙田[52]的法语，或者冯·博贝费尔德[53]那优雅如天鹅般的巴洛克时期德语。
亚洲古老的轮回投胎、转世重生信仰，其残余下来的核心理念在卡斯塔利亚从事自由研究的科研人员们当中发扬光大，以“自传”
这种无比自由、充满游戏色彩的形式传承了下去；在这里，所有老师和学生都对这样一种观念耳熟能详，即他们当下的存在，只是一系列前世今生因果中最近的一环。
换句话说，当下的存在可能是在其他身体、其他年代、其他条件下某个早期存在的转生。
当然，在此奉行的这一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仰，更不可能存在与之配套的完整教义；因为“传记”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写作练习，是一项自由发挥想象力的创意游戏，参与者需要在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和环境下，想象自己所过的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怎样的事情。
正如大家参与那些讨论创意写作的研讨会或者游玩玻璃球游戏时经常会做的那样，创作“自传”
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渗透到过去的文化、时代和国家里，将自我的存在视为一副面具，视为一件如“隐德来希”
[54]一般的、短暂存在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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