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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这类“传记”
的习俗不仅有其独到魅力，还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否则也不可能在卡斯塔利亚流传如此之久。
顺带一提，在必须撰写“传记”
的科研人员当中，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转生观念，又愿意相信自己所创作“传记”
真实性的人，其数量可是一点儿都不少。
很显然，在这样一种近乎信仰的坚信作用下，原本只是杜撰出来的“传记”
之中所描绘的“前世”
故事，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作一种针对文体风格和历史研究的练习，这些“传记”
无疑也是创作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自画像，在特定场景与时代背景下进行了高度浓缩，并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得到了升华：大多数“传记”
作者都尝试通过描绘出特定的外在特征，以及某种符合自我认知的角色身份，含蓄地勾勒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期冀和理想。
此外，单纯从教育角度来看，让科研人员进行“传记”
创作也并不是个坏主意，因为它实际上是满足知识青年心中文学创作欲望的一条合法途径。
在卡斯塔利亚，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已经被抛弃了很多年，前后历经好几代人之久，对文学创作的需求部分被科学、部分被玻璃球游戏所取代，尽管如此，知识青年心中自然而然就会萌生的文学创作欲望仍在，那股冲动的火焰并没有就此熄灭；它在“传记”
创作中找到了一处可供自己辗转腾挪的活动区域，因为单就体裁而言，这些“传记”
往往可以直接被认定为短篇小说。
如此这般，许多“自传”
创作者可以借此迈出第一步，通过自由、大胆的虚构，正式踏入认识自我的王国。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且通常会得到老师们的理解和称颂，即科研人员故意使用“自传”
写作这种方式，含沙射影地对当今世界、对卡斯塔利亚的体制加以批判，同时提出一系列革命性的主张。
关于“自传”
还有一点需要在此加以总结：这类“自传”
文章对于审阅的老师们而言，其中包含的信息量通常是很大的，尤其当撰写自传的科研人员享有最大自由、不受校方严密控制的时候，上述迹象也更为显著——在此前提下，这些文章往往能够给校方提供关于作者思想和道德生活状况的精准信息，其细致程度之高，时常会令人感到难以想象。
约瑟夫·科讷希特所创作的“传记”
，其中三篇得以保存至今；在本书结尾部分，我们将逐字逐句复述“传记”
三篇的全部内容，作为给读者们的参考。
实话实说，它们恐怕将会是我们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至于他是否只写过这三篇“传记”
，是否某一篇或者更多“传记”
已经散失，那可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顶多只能给出一些猜测，谁也无法对此妄下定论。
关于这些“传记”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科讷希特向国家教育部门的文书处递交了自己所写的第三篇“传记”
，即《印度传记》之后，文书处曾经向他提出过一些被正式记录在案的建议：以后再写“传记”
时，最好将背景设定在与当下更接近的年代，如此一来，就能在卡斯塔利亚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找到更丰富的创作材料，并且能够更加关注相应的历史细节。
我们从后世的各种相关讲述和信件中得知，他确实曾为创作一篇背景设定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记”
故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在这篇“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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