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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做法一直持续到汉代，朝廷还正式设立“乐府”
，到民间采诗。
后来因为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和官僚制度的成熟，不再需要这项制度了，但是乐府作为一种诗歌题材保留了下来，我们熟悉的《木兰诗》《孔雀东南飞》都是典型的乐府诗。
这么一梳理你就明白了，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三俗诗歌，而是因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能被选出来呈报给中央留存下来的诗歌，自然而然淘汰了三俗的东西。
所以，中国诗歌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没有“三俗”
的问题。
试想一下，假如柏拉图当年面对的是中国的这种诗，他又怎么会主张驱逐诗人呢？所以孔子和柏拉图对诗的主张其实一样，都想弘扬正能量，之所以表现不同，是因为他们生存的社会状况不同，诗本身不一样。
之所以这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最近也在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语言的局限性。
同样是“诗歌”
这个词，表面上看孔子和柏拉图的观点对立，但是一旦深入它的文化背景中，你又会发现这个对立压根就不存在。
语言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交流工具，而这个工具引起的误解和它造成的沟通相比，一点也不少。
其实，对于语言表达扭曲原意，人类一直是比较警惕的。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一辈子没有留下一个字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写作是一场骗局，写作是不可信的，只是娱乐，并且会让人失去本身记忆的能力，变得只能依靠外在的文字符号而非自身的通道去理解知识。
中国的儒家也有类似的警惕性。
后世儒家有一些重要的命题，比如“人性”
和“天道”
的问题，孔子在活着的时候从来不提。
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不是这些命题不重要，而是这些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能心授，不能形诸语言文字，一旦写成文字，就会引发误解，脱离原意。
那后来写没写呢？写了，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这就是著名的四书之一，《中庸》。
朱熹在注解的时候就说，《中庸》本来是孔子向门人传授的心法，但是子思担心时间久了失传了，没办法才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处境，明知道语言文字会歪曲原意，但是为了交流，又不得不用语言文字。
那统一语言有用吗？没用。
统一语言过去能解决绝大部分沟通问题，所以秦始皇才要搞“书同文车同轨”
。
但是在现代社会，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诗歌”
那个例子揭示的，统一语言已经没有用了，是语言背后的语义不能统一。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语言的方言化问题，而是一个认知方言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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