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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通俗文章中，梅林格尔（1900）指出，这种情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单词被另一个单词所取代，或一个单词被另一个意思相反的单词所替代。
“你可能还记得，”
作者写道，“在开幕前几分钟，澳洲众议院主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先生们，应出席的人都到了，因此我宣布会议闭幕，’大家的笑声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并立即做了纠正。
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情形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主席很希望自己处于会议闭幕的状态，或希望这个会议闭幕，因为这次会议对他不利。
正如平时所见到的，这个伴随的思想闯了进来，至少闯入了一部分，结果是‘闭幕’替代了‘开幕’——与自己很想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词。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意思相反的词经常发生相互替换的现象，它们已经在我们的言语意识中形成了联系，相互之间非常接近，这样就促使了这种失误的产生。”
我们也不能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替代都是反义词的替代，如上述例子所示，主席表现出的这种口误是由于他头脑中产生的反对这个词出现的思想诱发的。
我们在分析“aliquis”
［第8页］的例子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但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表现在单词的遗忘上，而不是由一个反义词去替代它。
但为了缓和这种差异，我们应注意到，“aliquis”
不可能有一个像“开幕”
、“闭幕”
这样的反义词，而且“开幕”
这个词不会被忘掉，因为人们对这个单词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这些由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列举的例子表明：言语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前移语音以及同一个句子中我们要说出的其他单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个要表达的句子之外的其他单词的影响——而这一点却不太容易揭示。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类口误是否可以很严格地区分开来，如何将与此有关的例子也区分开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记住冯特（Wundt）的观点，他在讨论言语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口误现象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冯特看来，所有的心理现象中都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是特定的心理影响力。
“首先，这种影响力作为积极的因素决定着‘声音联想’（sound—asso）和‘单词联想’（word—asso）的形成——这种联想由讲话的声音唤起，自由地流动。
而且也作为消极的因素放松目前意志的控制，放松其注意力——形成注意是意志的功能。
因此，这种联想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前移，语音重复，或一个语音插入其他的语音中间，或说出一个由这个音联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所有这些都是表现在联想的方向和联想的范围方面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知道将某种言语障碍归于哪一类，或人们不清楚按照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的规则去追踪这些动机是否合理。”
（冯特，1900，第380~381页）
我认为冯特的看法是很正确的，而且很有启发性。
或许应比冯特更强调这一点：对于口误的形成而言，积极的因素（促使联想流［streamofassos］的产生）和消极的因素（放松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共同发生作用，或者说这两种因素成为同一过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
随着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的放松，更明确地说，由于这种放松的作用，这种自由的联想之流便付诸行动。
在我自己收集的口误例子中，我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能将言语障碍单纯地归于冯特所谓的“声音的联系”
（tacoffeds），我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言语障碍的原因还在于那些存在于要表达的东西之外的某些东西，干扰的因素或者是存在于潜意识的一个单一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思想只有通过追寻分析的方式才能够进入意识；或者这个干扰因素是反对这种表达的一种一般的心理动机。
1.当她啃了一口苹果时，我的女儿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这时我想引一首诗给她：
DerAffegarpossierlichist，
ZumalwennervomApfelfri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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