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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我们从当时中西文化深度撞击的二十世纪初这一时代背景来看的话，苏曼殊的忧郁则又包含了另一层意义。
相对于如章太炎、陈独秀、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家，苏曼殊的传统文学修养不高，这让他在反传统时反而更加彻底，在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感染时，他表现出的热情、寄予的期望更高。
而要提醒的是，与此相应，对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也就越高。
他热情地礼赞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反抗精神和高尚人格，对西方民主思想、无政府主义等革命学说大肆鼓吹，他热情地介绍虚无党人的事迹、著作，“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
，他的崇真恨伪、耽于幻想、多愁善感、忧郁敏感、愤世嫉俗等性格，和拜伦都十分相似，他在回国时曾写诗“蹈海鲁连不帝情”
，其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情怀更让人称他为“中国的拜伦”
。
然而，当革命事业处于低谷、个人志向得不到实现时，苏曼殊所表现出来的颓废、病态和徘徊却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
这不是说其向儒家传统靠拢，而是说其与佛学、魏晋玄学和明末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存在内在联系。
他一生以老衲自居，在佛门三进三出，并广参禅宗，专修情禅；他的“怪”
，也让人想到了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的“非汤武而薄周孔”
，轻视权贵，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痴”
；他的“真”
与“狂”
则与唐寅、徐渭等在迷茫和矛盾中追求个性自由平等中的反传统颇为相似。
而苏曼殊在这种“病态”
中又有超越，这在于他思想所独有的复杂性：集佛教、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浪漫主义、个性自由和封建荼毒于一身。
这在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独秀、章太炎等这些身处中西文化撞击、新旧交替漩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只是没有苏曼殊这样集中和特别。
苏曼殊和先贤们的不同在于，阮、嵇热衷玄学，徐、唐最后也倾心佛学，当时章太炎、刘师培等亦学佛，而苏曼殊则“五戒四犯”
，从不坐禅，一生漂泊，这似乎又是对“企图在宗教中获得消解”
的一种突围！
哈洛尔德、奥涅金、沃达夫、默尔索等“世纪病”
患者，成天处在个人失望与忧郁之中，自嘲个人与社会的徒劳对立，而苏曼殊一生漂泊无定，竟至死亦不知“忧郁”
与他如影随形。
在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所谓的“对人类本身的普遍意义上的怀疑否定”
，倒不如这里的让忧郁成为主题，“让消逝保持为消逝”
！
人民大学的早春依旧寒冷，此书也历时半载有余，我在这个寒冬里走进苏曼殊，希望在这个全球变暖的世界，带给大家些许“寒意”
：这个苏曼殊，患有“忧郁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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