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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只要是产权的交换就可以归结为市场交换，而在传统中国，人人均需参与交换，则可以据以判定其市场经济性质。
[10]参见王毓铨：《“民数”
与汉代封建政权》，见《王毓铨史论集》（上册），311～3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亦可参见刘志伟：《从“纳粮当差”
到“完纳钱粮”
——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载《史学月刊》，2014（7）。
[11]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127～1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亦可参见刘志伟：《从“纳粮当差”
到“完纳钱粮”
——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载《史学月刊》，2014（7）。
[12]希克斯认为，这种经济体系可以称为“岁入经济”
，它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并认为岁入经济的交易活动，应该称为交换，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市场。
参见[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23～24页。
[13]请参见叶锦花的《明清灶户制度的运作及其调适——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李晓龙的《明清盐场制度的社会史研究——以广东归德、靖康盐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徐靖捷的《明清淮南中十场的制度与社会——以盐场与州县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等相关研究。
[14]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修订版），21～36，236～24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5]刘志伟的思考，亦可参见他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术通讯中的访谈纪要，在纪要中，他说：“食货经济史从中国本身处理经济问题的统治技术出发，一般经济史则试图寻找致使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因素，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日本和美国学者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大多采取这个套路”
，“我有兴趣的研究路径不是从经济学上的分工、专业化、交换、货币制度的角度来描述经济发展，因为这些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是在英国、在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产生，如果一开始就陷入这个逻辑，或忽略明清发展过程中既有问题，并不见得是历史上处理经济的问题。
所以，讨论明清的历史经验不能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而是要从明清时期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面对问题时发展出什么制度，制度产生什么变化，或出现新技术等等方面着眼。
我主张放下欧洲经济史的逻辑，从中国问题着手，从《食货志》的逻辑去谈中国经济发展。
我笑称自己的经济史取径是‘食货志的经济史’，因为学界一般认为《食货志》不是研究经济史的史料，而是讨论国家统治。
在讨论国家统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统治如何处理食跟货？怎么生产、怎么流通？背后的制度是什么？而不是要发展工业化。
在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解释的逻辑，我一直努力尝试中。”
（《台大历史学系学术通讯》第20期，2016年4月，http：homepage.w～historypubliewsletter2020-02-1.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逃离比附而深入机制层面，努力尝试以传统中国的经验事实去探讨这一路向的中国经济史，彭凯翔的《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就是符合这一努力方向的一项值得学术界重视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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