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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五，连着出去好几天，大家都累得有些意兴阑珊，桂春生更是不出门了，偶尔接到拜年电话，也只是口头上约再说，只待在家里看看书，看看花儿，偷得浮生半日闲。
而初五这天，彭鹏来朱哥和丹燕嫂家里拜年，丹燕嫂把周长城和万云叫过去一起吃饭，彭鹏和周长城年纪接近，话也说得来，觥筹交错间，大家交了新朋友，说好往后常联系，还似模似样留了电话。
至于那个一千盒肥皂，谁也没扫兴地提起来。
第109章第109章
这个年还没有过完，他们家里就多了一堆东西，不论是平日里吃饭的杂物间，还是书房和房间里，都堆起了大纸箱和大木箱子，一层叠一层，窗明几净的家里反倒是像个仓库了。
他们三口人之所以会堆积这样多的东西，在过年前其实就已经是有迹可循了。
过年之前，桂春生的应酬多，每当他喝了酒的时候，周长城都要开车去把人接回来，有时候桂春生也会让周长城帮忙顺路送一送住在附近的朋友和同事。
有一晚，周长城去接桂春生，同他一起的还有个民生经济刊的主编，桂春生从前也是从民生版块走过来的，所以两人聊得特别畅快，尤其是说到国家的政策和省里改革的情况时，更为激烈，从海南经济特区即将成立，到最近物价上涨，还有，从1978年到1988年已经是国家开放的第十年，中间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十年的节点中，又会继续如何深化这条改革之路，他们各执一词，却又有共识。
那主编比桂春生小几岁，是很坚决的“放开派”
，相比于桂春生的保守和观察，他坚定地认为国家将会继续放开经济政策和价格控制，最终取消各类限制购买的票据，真正由市场来调整民生物价，让经济发展更为灵活。
而且年底，北方那头，就不停有小道消息传来，国家要继续深化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切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口号喊多了，人就会有期待，现在就看这个“价格闯关”
的靴子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掉在地上了。
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周长城和万云像两尊雕像在前头坐着，不插话也不多嘴，一字不落地全都听到了耳朵里，但因为桂春生和那主编争执得厉害，他们一度还担心两人会不会在后座打起来。
后来桂春生得知他们的担忧，笑道：“不用担心，打不起来的，君子和不同，尖锐交流观点很正常。”
这件事，本来只是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晚上这样划了过去，但到了年底的时候，报纸上的消息传得越来越多，桂春生和几个老友喝茶的时候也讨论了很久，加上到了年底，禽蛋菜盐这些居民日常用品价格上涨，还是让他多少有些担忧。
到了年初六的时候，万云出去巷口买了瓶酱油，随口抱怨一句这酱油也涨价了，比过年前涨了一倍有余，都过完年了，怎么价格还没有回落。
这句话让桂春生听到，他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等出来后就做好了决定，对周长城和万云说：“你们两个这两天把家里要用的东西都点一遍，拿个本子记下来，然后到外头去，看到哪个店开了门，不管价格多少，都买上半年到一年的量，放在家里囤着。”
这话说得周长城和万云十分不解，正如桂老师以前说的，广州什么东西都有，只要手中有钱，什么都能买到，就是美国香港日本的东西，都能找到门路，所以平时根本没必要囤货。
且广州天气温暖，如果不是像腌制食品能放得较久不会发霉的，只要是吃食，一般他们都不会买太多放在家里的。
但这一次，桂春生却是异常反常，他从屋里拿出一张国家级发布的报纸，递给周长城和万云，指了指上面那一篇写着市场经济价格深化改革类的文章，让他们细读：“一字一句地看，有不懂的来问我。”
周长城从前在平水县电机厂，工会是组织过职工学习读书看报，了解国家政策的，这件事对他来说不陌生，但要读懂上面晦涩拗口的词汇，也还是有些难度的，但读文章就是这样，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懵懵懂懂他基本上还理解了，可却不懂桂老师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这个，这些报纸和文章都离他太远了，周长城联想不到自己身上。
至于万云，她好读小说，爱看电视剧，却甚少看这些严肃新闻，让她说出一本小说或者一部电视剧里，谁和谁有奸情，谁有阴谋，谁是最终的坏人，结局如何，她能猜个八成。
但对着这篇文章，她只能说全都认识这些字，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最后只能听周长城磕磕巴巴说了些似是而非的理解。
经过周长城一番解释，万云这才知道，她每日出去赚的钱，花的钱，在隐蔽处已经交过税，而且她买东西的价格不是谁想定就能定，他们平民百姓虽不能接触到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可每一日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规则里，想要好好生活，就要学会阅读规则。
周长城说话的时候，桂春生就在一旁听着，点点头，还好，还不是一头雾水、无可救药的人，他也费事一句句地解答，只说了今年的物价应该会有较大的变动：“我预计，这一次价格的改革，可能对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用的东西造成冲击。
可具体冲击有多大，现在还不知道。”
“我的车买得早，头几年石油价格做出改革尝试的时候，每次去加油，价格忽高忽低，但总体是在不停走高，车主抱怨的声音不小。
所以，我猜测，这次如果政策颁布下来，价格的波动会大，我们要趁着这个政策发布之前，先下手为强。”
桂春生是有钱，挥金如土，但论起来他真不是乱花钱的人，每出去的一分钱，他都知道花在了哪里，即使丢个硬币出去，也一定能听到其中的回音：“这个政策已经叫几个月了，具体什么时候颁布，还有待确定，甚至可能会拖到明年。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被动，趁着还有余地，要先下手为强。”
他之前做过民生和经济方面的记者，在调去文艺副刊这种部门之前，桂春生几乎把整个广州城和周边几个小城市都跑遍了，对于物价和数据方面的变化相当敏感，人在这种价格冲击下，会有什么样的冲动和拥挤，他全都见识过。
以前也有这种“价格双轨制”
的改革，但那是体制内的改革，现在这阵风已经吹到了民间，吹到了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上，按着经验，故而他判断，这些日用品的价格一定会上涨，甚至造成货品紧缺。
且这阵改制的风吹得这样厉害，桂春生嗅到了一丝不同以往的味道，改革会迂回，但一定是继续深化的。
“你们手头要是没有钱，就从我这儿支两千出去，务必要把家里要用的东西这条线守好，万一到时候发生哄抢，我们三个恐怕都没时间去商店门口挤。”
桂春生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周长城和万云自然没敢要桂春生的钱，年初六的那日他们三个都没出去，把家里的东西全都登记完，初七的时候，开着桂春生的车，沿街找已经开门做生意的店铺，三人没有顾上这些价格仍处在过年的高峰期，咬牙都付了钱，吃用的东西买了几大箱，等点完数，才放下心。
桂春生往日里爱写写字，他又常年在报社工作，跟一些文具厂有合作，就掏了两千块，囤了一批墨水和写字笔，放在书房里，几乎把整个书房堆得无法落脚。
周长城和万云那日看到桂春生把这些东西拖回来的时候，两人都震惊得无以复加。
尤其是万云看着那一箱箱黑色和蓝色的水笔，眼睛瞪得大大的：“桂老师，这要用到什么时候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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