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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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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史专家、档案学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馆长邹爱莲研究馆员新著《清宫档案说清史》，恰逢北京故宫建成600周年之际，即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付梓，我非常高兴，更表示祝贺。
我同邹爱莲馆长相识近40年，又是大同乡，有着特殊的缘分。
我就地缘、书缘、学缘，在书之前，写几句话，权且算作前言。
一说地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是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自始至今，都在故宫紫禁城之内。
故宫与我有特殊的地缘。
我早先的住家，与故宫南向第一道大门——天安门红墙只有一街之隔；我所上的中学，校址原是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旧址，与故宫西墙也只有一街之隔。
这南北与东西两个一街之隔的地缘因素，给了我太多去故宫博物院暨明清档案部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便利和机会。
我之所以学习清史、研究清史，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北京故宫有唯一的、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的明清档案史料——1000多万件（套）明清档案、200多万件（套）满文档案等。
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珍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上带着书籍、文具和窝窝头，来到故宫西华门外等候，大门一开，急忙进去，到靠近故宫西墙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直到傍晚关门前离去。
可以说，我在学术上的每一点收获、每一点成绩，都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馆里的领导和朋友，始终怀着感谢、感激、感恩的心情。
邹爱莲馆长1982年刚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就认识。
多年以来，我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各届领导、档案专家、年轻俊彦，或师或友，情谊至深。
我举个例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康熙起居注”
，我去借读时，开始时一月一月地查，做卡片，记笔记等。
这批重要史料，为方便读者，由该馆朱金甫先生等整理、标点，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但其另一半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
两岸所存，大体各半——不是前一半、后一半，而是不规则地错开珍藏。
这就给读者利用造成极大的不便。
海内外读者、中外之学人，迫切希望两岸能合璧出版其全部影印本。
1992年，我和冯尔康教授等一行9人，到台北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
。
会间应邀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看到该院收藏的另一部分“康熙起居注”
。
后来，我在1997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等多次去台北，都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查档案。
此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老总林载爵先生，正在编辑出版我的《康熙大帝》（繁体字竖排本），并请我吃饭，席间谈起两岸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册》一事，他表示有同大陆合作出版此书的愿望，但种种原因，落实却难。
随之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院长邀请我为该院专家作学术报告。
事后请我餐叙，我们谈及此事，她表示愿意尽力玉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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