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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无法回忆起来一个名字时出现的烦恼情绪［第6页］。
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会坚持回忆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记忆内容［第30~31页］。
这表明，某种动机在这种干扰的出现上起着重要作用。
当对一个名字的歪曲有存心侮辱人的性质，那么，用潜意识口误的方式表现的情况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迈耶尔报告说，有一个人在说“Freud”
（弗洛伊德）时，却说成了“Freuder”
，因为不久前他提到了“Bleuler”
（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38页），还有一次他把这种方法说成是“Freuer—Breudian”
治疗方法，他或许是一位学者，但他肯定不会热衷于我们的方法。
在下面关于笔误一章里，我会报告有关名字的歪曲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释［第76页］。
在这些情况下表现出干扰因素是人们的一种指责态度，而且，由于它与讲话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指责不得不搁弃一边。
另一方面，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地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
费伦茨描述了他在上中学时的这方面的经历：“当我在吉纳西姆（中学）第一班时，我有生第一次要在公众面前（在全班的前面）朗诵一首诗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很害怕一开始就被爆发出的笑声打断，老师也告诉我安排我这么做的原因。
我给这首诗歌取名‘AusderFerne’（来自远方），但我并没有说出原作者的名字，而用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皮特，更换名字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姓是一样的，但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将自己和这个英雄诗人等同起来，尽管在意识中，我对这个诗人的爱和尊敬已经接近于崇拜，在这个失误的背后隐藏着可怜的抱负情结（ambition—plex）。”
一个年轻的医生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明，这种认同也通过更换名字的方式表现出来。
他非常谦虚和恭敬地向这位著名的法球（著名的病理学家）介绍自己说：“我是法球博士。”
这位教授非常惊异，问道：“哈！
你的名字也是法球？”
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的——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使他发现在这个伟大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和法球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从这种极端个人特质的动机出发，我对另一个例子做公开的分析，当然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解释是否适合这种情况。
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上，我的癔症理论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针对我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我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对手，不断地出现口误，他使他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的名义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布洛伊勒和我证明……”
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
而我对手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这个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都表现出名字交换的口误——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口误并非由于发音上的相似引起，而唯一的解释是，个人资料中的隐含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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