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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一个女士，她回答：“第24杀手”
（德文Mrder替代Mrser，Mortars）。
27.海曼在前线写道（1917）：“在我读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时，有人让我暂时做侦听电话操作员，当炮兵部队发来消息说，要检测一下线路时，我回答：‘测试结果正常，Ruhe（安静）。
’常规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测试结果正常，Schluss（完毕）。
’我的这种失误很好解释，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讨厌别人的打扰。”
28.一位中士让他的战友给家里人留下确切的地址，这样“Gespeckstucke”
就不会寄错地方了。
29.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好，就不幸背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而言，这个例子尤其重要。
我应感谢佳斯尔（Czeszer）博士，战争时期，他生活在瑞士中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下面我就精选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将我对口误的分析送给你，这是O大学的教授N的口误。
在暑假结束前他开了一个情绪心理学方面的讲座，我还是从这个讲座说起。
讲座的地点是在奥拉的那所大学，对象是被拘押的法国战犯以及一些学生，他们中有很多是法籍瑞士人，他们的同情心偏向协约国（Ee）。
在O镇，就像在法国一样，‘boche，（德国兵）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专门用来指德国人。
但在公开的场所，诸如讲座之类的，高级公务员、教授以及负责一定工作的人，出于中立的考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不吉利的词。”
“N教授在讲话时讲到了情绪的实践意义，他的意图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情绪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肌肉活动——人们对这种肌肉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它被愉快的情绪激活。
为说明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当然，他讲的是法语——这是从地方报纸上引用的一个例子，这份报纸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弄到的——说的是一个德国中学校长，他让他的学生到公园参加劳动，目的是鼓励他们以较大的热情去工作，校长让学生想象，用地上他们打碎的每一块泥土，他们可以打烂法国人的脑袋。
在他的故事中，每当有‘德国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N教授会很清晰地说‘allemand’，而不是‘boche’；但当他的故事讲到这个校长对学生说的话时，他却是这样的说的：Imaginez—vousqu’enchaquemochevousecrasezleFranotte（法语是clod［块］）！”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对自己控制得很好，从故事一开始，他就避免使自己使用这些习惯了的词语，避免政府使用的词汇出现在奥拉大学的讲台上。
最后，他很成功地说出了‘intituteurallemand’（德国中学校长）这个词，这时，一个内在的东西表现在了他的结论里，这个表现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曾努力压抑着这个单词，但由于和单词‘motte’的发音相似冒了出来，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性。
由于害怕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个有政治色彩的字眼，他对这个平时习惯用的单词进行了限制。
人人都知道这个单词，而且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自由地发表言论而表现出的愤恨等，所有这些干扰了他的意图——做一个谨慎的演讲。
这种干扰对讲话者而言是明确的，不难判断，这种思想在他讲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N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至少他没有去纠正它，口误的出现非常自然。
另一方面，这个失误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是一个文字方面的游戏。
我自己也对这个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口误感到兴奋，虽然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向教授提出什么问题。
不过，我把这个材料作为验证你的理论的例子，即失误有内在的决定因素，在口误和玩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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