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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我想这个单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似乎不太合适，我马上转了回去，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写的是：‘Ironstru’（钢铁结构）。”
13.晚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的消息，不久我发现我读错了，我对这个消息的印象是：哈斯当选为美国总统。
之后我便想到总统的生涯，想到有关哈斯的一些材料，他是在波恩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周的报纸上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我再一次看了我看到的那份报纸，我发现，整个报纸上仅仅提到布朗大学（在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
对这种失误的解释——由读误引发了严重的曲解——除了自己看得太快外，主要与我的思想有关，即新总统对中欧列强的同情为未来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的动机原因。
二、笔误
1.在我记录日常事务的一片纸上，我吃惊地发现，台历上明确地写着是9月份，而我却错误地写成了“10月20日，星期四”
。
对这种期望的解释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愿望的流露。
几天前，我刚刚完成一个假日的旅行回到家里，我感到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患者并不多。
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患者的来信，说她要于10月20日来这里，但我将日期写到了9月份的同一天的台历上，这与我的这种思想有关：“X本应现在来，浪费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
，由于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在此情况下，这种干扰的思想并非是自己所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很快地注意到了我这个笔误原因。
第二年秋天，我又产生了一次笔误，其动机基本相似。
琼斯（1911b）对像这样的日期笔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误都有其心理原因。
2.我收到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稿子的校样，很自然，我对作者姓名的校对很仔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使排字人员遇到很多困难。
我也发现有一些外国名字印刷错了，仍需要校对，奇怪的是排字人员将我写的一个名字也改正了过来，当然，他修改的是对的。
我实际上写的这个名字是“Buckrhard”
，而排字人员认为应该是“Burckhard”
。
有一个产科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出生对儿童麻痹影响的文章，我很赞赏这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个医生就是Burckhard。
我不明确为什么我对他不满。
但是，维也纳的另一位作者和他同名，他因对我梦的解释提出一些不明智的观点而令我烦恼。
好像在我写这个产科医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另一个Burckhard——那个作者——的敌对情绪，通过写错他的名字来将这种反对表达出来，这正如我们在对名字产生的口误的解释。
3.这一论断是斯塔福（1914）通过自我观察得出的，他坚信自己的这一解释的正确性。
作者在写错一个名字时，其动机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使他回忆起来另一个有敌意的名字，因此便通过笔误的方式将此表现出来。
“1910年12月，我在苏黎世的一家书店的窗口看到了一本由EduardHits博士写的书，其主题是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这在当时是较新的。
而我也在写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原理的讲稿，不久我就要在一个大学发表演讲。
这个讲稿的导论部分我已经写出，我谈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从应用研究到基本原理。
在说明基本原理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到现在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
当我在窗口看到这本书时（本书的作者我并不认识），我并没有想到首先买下它。
几天后，我还是决定去买下它，但在窗口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因此我便去向店员要这本书，并说作者的名字是‘EduardHartmann’博士，这个店员马上纠正说：‘我想你说的是Hits’，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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