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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
（3）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
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
这层意思，我们反复说来好像不厌其详者，实因为了解战国文籍之成书性，是分析战国文籍的一个前提。
二 记言—著论—成书
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最早者，是《论语》。
《论语》是记言的。
《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
在我们现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犹可说，乃汉儒对于《论语》上的话，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为而发的样子。
且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一类的话，若不附带着“本事”
，不和“丧欲速贫，死欲速朽”
发生同样的误会吗？（见《檀弓》）记言记到没头没尾，不附带口说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经辗转，便生误会，决然不是一种妥当的记言法。
再试看《论语》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时显出语长而所记者短的样子。
且《论语》成书大约在曾子弟子时去孟子时已不远，孟子便是那样汪洋大论，虽说孟子是个“战国辩士”
，谈言微中与信口开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说话而做东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说的话都像《论语》所记那样子，恐怕他所专要见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
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
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书那样子的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
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
《论语》，《孟子》，《庄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书中的演说体，以及兼记事记言的《国语》都属于这一类。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机会言之而出，而假设的记言有时不信人，有时又大费事，于是乎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
现在看荀卿的书，好些不是记言，而是据题为论者，这样著篇，实是记言之一变，由对语（dialogue）进而为单语（monologue）这样体裁，恐怕战国中期才有。
现存战国末年书，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体上属于这一类。
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
著论虽已不是记言，但独立的论，仍然只有篇的观念，没有书的观念。
战国晚年五德六数之义盛行，人们著书当趋于系统化。
慎到著十二论（见《史记》），这个数目是很整齐的，而又以齐物为首（见《庄子·天下篇》），或者这是做全部书的开始。
但我们现在不见慎子全书，不能作决定。
而吕不韦之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终的书，不是些散篇了。
八览六论十二纪，六为秦之圣数，八则卦数，十二则记天之数，这三个数八、六、十二，也都是在当时有意义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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