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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中旬，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发表了一份长达350页的海外华人经济网络研究报告，称逾七成的东南亚上市公司由海外华商的资本控制。
略同时期，日本东京的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5个主要国家的上市公司，发现其资产额中的绝大部分为华人所有。
除了上市公司的资产统计之外，分布在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经济细胞主要是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商贸企业，它们为当地社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
近20年来海外华人资本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发展。
来自东南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华人资本，大规模地向澳大利亚输入，对那里的经济增长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研究和报道，涉及全球华人资本或资产的总量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等估计，当时中国境外海外华人的资产约在12万亿至2万亿美元之间；据2000年9月台湾的报纸报道，一项关于海外华人状况的研究估计当时海外华人的一年总所得约有265万亿至309亿美元，其资产总额可达25万亿美元。
有研究者分析，海外华人资本由两大类组成。
第一类是华人在当地积累起来的资本。
早期移居各国的华人并没有携带任何资本，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甚至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积累今日的资产。
因此，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与所在国家民族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一致的。
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原来的华侨已经陆续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的资本自然成为该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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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华人资本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包括香港、澳门的华人企业家，在海外开始有少量的投资。
60年代以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额大量增加。
这些华人的投资是一种资本输出。
它们在投资接受国内，很自然地被看作外国资本，而不是该国的民族资本。
但是，其在海外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是在投资接受国注册的，它们的生产总值同样被计入投资接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
它们以各种形式与投资接受国内民族资本相结合。
所以，这一部分华人资本也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单纯博士认为，海外华人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经济上是当地主流经济中的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补充部分，并可利用民族纽带进行全球经济合作。
通过华人资本属性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研究各国的华裔公民在该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睦共处与经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族群关系由族群关系构成的华裔网络既可规避风险又便于抢占市场，它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
当代世界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商帮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江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
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
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
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
华商间的业缘和物缘关系得到发展。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
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
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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