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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使宁波人获得成为优秀商人所必须具备的胸怀和天赋。
从唐朝到南宋，宁波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宁波港白帆蔽日，无数的商船来往于日本、高丽（朝鲜、韩国）、真腊（柬埔寨）等国，江南的丝绸和瓷器被源源不断地泛海运出。
宁波商帮风头之劲，及至近代达到了顶峰。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宁波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遍于天下”
。
宁波商帮与山西商帮成为近代中国商界的两大巨头。
初期的宁波商帮起步于依托当地港口进行的由小到大的私人海上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宁波商帮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上海这个超级大舞台。
宁波商帮的名头是由上海滩的号角吹响的。
商业嗅觉灵敏的宁波人瞄准了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滩的花花世界。
最初，这些衣衫褴褛的宁波人被资本家不无鄙夷地视为一群廉价劳动力。
他们忍受饥饿，被迫从事挑水、洗衣、舢板业、木工、裁缝、保姆、车夫等最为卑微的工作。
但是不久之后，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些省吃俭用的宁波人以其微薄的积蓄和出色的经营能力逐渐在残酷的市场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原来这些不起眼的宁波人看似儒雅实则暗藏杀机。
宁波商帮中的巨富叶澄衷，刚到上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小人物；工商界巨头朱葆三，独占鳌头的大买办资本家虞洽卿，都是中途辍学到上海打工的穷小子。
他们一无背景二无靠山，白手起家打天下，他们的成功在当时权力垄断一切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奇迹。
更有创办上海“大世界”
的黄楚九、项松茂、刘鸿生，都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的一代大商人。
“航海梯山，视若门庭。”
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因此当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崛起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有效模式的时候，对艰苦创业的浙江人来说其实并不足为奇。
从文化方面看，浙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浙江由来已久的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伦理观。
浙江的文化源流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儒家的义理之学，而是义理与事功并举。
南宋以来，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所倡导的“事功之学”
，对浙商的兴起影响很大。
事功之学反对重农抑商，张扬功利，提出“工商皆本”
，主张义利统一，是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整合。
这种重农不轻商独树一帜的商业文化，为明清时期浙江商人的形成、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心理准备和文化转型，构成了浙江商人崛起的文化背景。
在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浙江人不讳言利，不尚空谈，不十分关心政治或其他被认为是虚妄的东西。
无论经商或务农均兢兢业业，对物质利益追逐不易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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