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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认为以格律谨严的近体诗来译为好，苏曼殊则赞成以格律较疏的古体诗来译最佳。
苏曼殊以为马君武不懂外语，毫不相让，马君武屡次被苏所屈，竟恼羞成怒，欲对苏曼殊挥以老拳，为杨沧白及时阻止。
杨后来对人说，苏曼殊已经是极可怜之人，何忍心再加以拳脚？
在苏曼殊去世后，一些青年认为苏曼殊算不上是革命党人，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的革命党行动。
为此，李焰生还屡次为之辩护：首先，苏曼殊人如其文，是革命党人的作为；其次，曼殊三十余年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为人天真；再次，革命党人最看重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在苏曼殊的心目中，他不知道富贵、威武为何物，也不知道它能**人、屈人，这种境界较一般的革命党人更高。
曼殊在世时，革命党自孙公（孙中山）以下都敬爱他，也没有苛责他做不到的事。
不过，苏曼殊的这种真性情也确实不太适合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
冲锋陷阵，或是情报暗杀，苏曼殊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人，这一点当时的革命党就有共识。
他是革命党思想上的同路人，但由于精神上的病态，革命党也始终只能和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翻译：一个世纪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东京，苏曼殊勤于绘事，并尝试翻译外国名著，这是他一生中译介卓有成效的时期。
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包括翻译《阿轮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出版《文学因缘》、刊布《岭海幽光录》和《裟逻海滨遁迹记》。
他的这些活动对于后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意义重大。
可以这么说，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
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首先，比较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最简单的就是对两种民族文学之间相似性的研究，比如中西方文学之间都有某些神神怪怪，某些相同的哲理，比较被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
但是到了后期，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它的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在这个谱系中，苏曼殊的这种自觉的比较就产生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草创时期。
所以，我们说，像苏曼殊这样的民国文人，很多都是译介者，也是比较文学的先行者，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苏曼殊的译介活动的意义在于，他着眼于民族语言的差异和共同的情感，这正是比较文学所强调的“内部的研究”
，这对中西文学比较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苏曼殊在东京出版《文学因缘》，不得不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本书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类。
前者主要译的是拜伦的诗歌，这是因为拜伦所提倡的自由和反抗精神的诗歌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者则主要翻译了《诗经》中的部分民歌、古诗十九首及杜甫、李白的部分诗歌。
但是遗憾的是，现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无从查找了，不过好在苏曼殊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精彩绝伦的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管窥该书的大致面目和苏曼殊的文学思想。
他在《文学因缘·自序》里认为，各种文化氛围中诗歌最具有不同的民族语言特质。
在谈到诗歌翻译的问题时，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各民族文学独特性的认同：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
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产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
这里的“节族”
也就是节奏的意思。
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学是其独特的文化、社会和心理生活的产物，所以，这些作品的优越性只有在它成长的环境里才会被充分领会，而这种领会也需要读者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广东的“木的品质”
在异乡水土不服的原因（“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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