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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筹办变法事宜的“帝师”
康有为对这些由各种新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没有好感，对合作并不热心，只是理所应当地将大同学校收归自己旗下。
另一方面，学校的另一部分发起人和出资者多是横滨中华会馆成员和侨商，他们在政治上多主张温和改良的方式，而对孙中山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心存疑虑甚至畏惧。
所以，双方不谋而合，革命派自然被排斥在了一边。
据说，有一次孙中山到大同学校看望校员，校方对此十分冷淡。
陈荫农甚至留下一张纸条：“孙文到此不受欢迎。”
此事差点使得两派在日本刀兵相见，孙中山也因此决意退出在大同学校的权力争夺。
而康有为等人更是向当时的日本政坛靠拢，聘请犬养毅等政坛要人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欲为自己增加政治砝码。
青年苏曼殊很爱国
在立宪派的主持下，学校以尊崇儒家为办学方针，强调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等维新思想。
校长徐勤专门以救国来勉励学生，每次演讲都慷慨激昂，使听者都莫不为之感动。
为此，他为学校拟定了“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
的校训，并编写了一首短歌让师生每日诵读：
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
静言思之，能无！
勖哉小子，万千奋励！
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与当时康梁在甲午战争后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
口号有血缘关系，进校后的苏曼殊也一定深受影响。
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回想起，同学之间谈到革命时，苏曼殊时常谈到一句名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这里的“李杜”
是指东汉末年的两位名士——李膺与杜密。
刚刚迈入青年的苏曼殊显示出少年时期少有的慷慨豪迈、中流击水的气概，常以范滂、荆轲自喻，这与大同学校的校风有很大关系，也预示着苏曼殊今后的革命倾向相当激进。
除此之外，学生还须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所学的中文亦多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著作，只是间或采用《昭明文选》的论文书启为课本，其他的诗词曲赋很少讲授。
在新学方面，大同学校的设置则较为科学，学生须学英文、日文，兼攻算学、天文、地理，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
对一个新创办的私立学校来说，这个学校里的教员也是相当优秀的。
除康有为的四大弟子外，当时教中国古典哲学的是卢湘甫，英文是由香港皇后学院的毕业生们教授。
同时，学校还请几个日本教员教授军事学。
苏曼殊是在1898年春学校开幕之日入学的。
学校将学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所授为中英两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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