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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父亲不知情，专案组也找不到人证，但也不做否定的结论，就拖了下来。
这样地富反坏右五座大山，我的头上就压了两座半。
那时象征性地讲“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
但没有结论的悬案，还不能体现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宽大”
。
初中时要在大队学校入团简直就是妄想。
高中时开明多了，第一学期第一批填写了志愿书并被支部大会一致通过。
可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
没有结论，一直批不下来。
后来，校长亲自出马，翻阅了档案，出具了证明，终于才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批准我入团。
否则，回乡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入团，后面上大学的政审推荐也就更困难了。
在那个年龄，这样二十多个月待批，压抑使我变得沉默寡言。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一说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收租院”
式的地主恶霸。
姑且不论“文革”
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实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刚刚达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农，多是勤劳精明的农民，就像斯诺《西行漫记》中写的毛泽东的富农家庭，外祖父家是刚刚发起来的小地主。
而我父亲家被评为富农实在是冤，住的是偏厢的学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拥挤。
而贫下中农们却住着上房。
太爷爷没有孩子，爷爷是被领养的，在宗族里地位较低，分不到好家产。
但他非常勤俭，常说“只有饿死人，没有挤死人”
，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钱都去买了田地。
村上的老人，包括贫下中农们，都对我说过，爷爷是村里最勤快的人。
农闲时，当别人起床时，他已从县城挑回来一担粪水（他到城里给人倒尿盆）。
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点时，他又让伯父和父亲去读书。
父亲小时放牛，帮干农活，十二三岁才去上小学。
土改时，当地的说法是“地主靠看，富农靠算”
，算盘珠子一拨拉，当小学教师的伯父不算家里的劳动力，上师专的父亲也不算做劳动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里的人口，农忙季节需要请短工，就这样被算成了富农。
要是爷爷不是被领养的，在村里的地位高一点，那么，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或富裕中农而已。
同院爷爷的堂弟，不仅家产好，还开有药铺，但吃喝嫖赌，娶小老婆，刚好在解放前破败了，却成了贫农。
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
天道酬勤，可这人道，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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