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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道德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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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如果人的积极的自由在于实现真正的个性，那么“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
①。
这些从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中逻辑地导出的原则，使最卓越的人文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后来，马克思用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原则，而它的首要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6.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
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理论是马克思毕生工作的核心。
它是马克思始于1844年的一切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活动的唯一灵感，因而也是我们真正理解他的道德的唯一钥匙。
在写作《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能够，也必须实现自我解放。”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时期，他就把下面这句话当成组织的口号来加以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最后，在晚年，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并把希望放在了俄国悠久的农村公社（Obsa）及其村民身上。
②马克思伦理学的优点——或者说缺点——是它对苦难中的和觉醒了的人的信念，即对代表了社会大多数的“一般”
人的信念。
除了对“一般”
人的信念，它还号召其他人也来为他不幸的弟兄们的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则是第三类人：少数无所不能的压迫者、生死大权的掌控者和处于无底的奴役状态的士兵的指挥官。
这类人的任务就是，一旦那些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为了摧毁现存秩序和建立一个植根于人类自身土壤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是俗世里的天堂）而联合起来，他们就采取措施维持或重建现状。
马克思没有把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之间的这种联盟看作被分配了不同任务的两种人之间的一个协定，似乎他们进行了理性分工——前者由于对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盲目反抗而受到谴责，后者则注定会预料到自己的合作者并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真理。
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
在给阿尔诺德·卢格（Arne）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之间的联盟实质上是“会思考的受苦的人和思考受压迫的人”
之间的联盟。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必须把他们对悲惨的现状的原初情感上升到理论理解的高度，从而使他们的苦难具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使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意识到它的境遇的不合理性。
如果“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如果“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那么“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也是正确的。
①
以这种方式描绘的革命运动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精英带领苦难深重的无知群众发动的运动，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要求和行为的，处于持久的反抗和受剥削状态的群众自己的运动。
多数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基本的要求本能地出现在受压迫的环境里。
这时，那些目睹了群众的退化行为的思想家也开始宣传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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