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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良知力的“合题”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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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良知力发表了一篇题为《赫斯能够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先生的早期马克思论》[30]的论文，批评广松涉“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了”
[31]，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赫斯不足以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这一结论。
首先，良知力批评了广松涉在对赫斯思想理解上的问题。
譬如，在前面关于马克思和赫斯在“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
上的差异的论述中，广松涉没有看到“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是一种进步”
，反而认为费希特式的“自由”
高于费尔巴哈的“人”
的概念，这与人们一般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认识不符；广松涉没有看到在《行动的哲学》与《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本人的思想进步，只是笼统地讨论了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没有看到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文与《论货币的本质》的方法论在原理上的差异。
“单纯地说，《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论文，特别是《行动的哲学》是以赫斯的方式将费希特=鲍威尔路线纯化了的无政府主义；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从斯宾诺莎=费尔巴哈流派出发去克服费希特主观化的出发点。”
[32]《行动的哲学》的核心是“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为行动的发条的变革的哲学”
；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将以现实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异化理论应用于经济社会”
。
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的思想有一个从费希特（鲍威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过程。
从这一点来看，良知力和科尔纽的判断一致，但与广松涉是相反的。
但是，广松涉却明显缺少这种从纵向把握赫斯思想发展的视角，结果提出了一个《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
的荒唐结论。
因为，按照上述分析，《行动的哲学》的立场是费希特（鲍威尔），而《论货币的本质》的立场则是费尔巴哈，1843年至1844年前期的赫斯还处于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两极分解”
状态，换句话说，他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型，顶多处于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转变途中。
而《手稿》中的马克思虽然也受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正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那样，《手稿》动摇于费尔巴哈的所谓‘发现’和黑格尔隐秘的‘批判’之间”
[33]。
也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
的框架而正在走向“费尔巴哈和黑格尔”
的框架。
不要说结合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就是多出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在以批判黑格尔为己任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实属不易，譬如，赫斯本人至死都没能真正地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
因此，说《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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