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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格尔与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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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深刻的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得益于他对英国国民经济学,特别是对斯密经济学的学习和吸收,他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建立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一个公认的事实,黑格尔早在法兰克福时期(1800年前后)和耶拿时期(1801—1807年),就曾对爆发于英国的产业革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并认真阅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1767年)。
根据《黑格尔传》(1844年)的作者罗森克兰茨(K.Rosenkranz)的回忆,黑格尔在1799年曾对这部著作的德译本作过笔记。
罗森克兰茨这样描述黑格尔笔记的内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需要和劳动、分工和各种身份的资产、救济制度和福利行政、租税等所有思想,从结果上都集中在他对斯图亚特的经济学的德语翻译所进行的批判性评注中。
这一评注写于1799年2月19日到5月16日,保存得还比较完整。”
[26]只可惜黑格尔的这一笔记没有流传下来。
受斯图亚特的影响,黑格尔开始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耶拿草稿来看,在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草稿Ⅰ》中,黑格尔第一次举出了斯密的名字,并引用了斯密《国富论》中制钉工厂的例子。
[27]此后他一直延续了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的兴趣,直到了晚年他还重读过《国富论》。
根据日本学者植村邦彦的考察,在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中,黑格尔至少5次直接举出过斯密的名字,即在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草稿Ⅰ》、1819—1820年的《法哲学讲义》、1821—1822年在柏林大学由不知名的听课者记录的《法哲学讲义》、1828—1830年的《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三部“近代的哲学”
部分以及《法哲学原理》的第189节。
[28]第189节是关于市民社会的“需要的体系”
一节,由于这一节直接提醒读者要参考“斯密、萨伊和李嘉图”
,再加上这一文献有中译本,读者比较容易确认,现将其主要部分引用如下:
“政治经济学(Staats?konomie)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大众关系和大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这是在新时代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中的一门。
它的发展很有趣,可以从中见到思想(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
……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
[29]从这一论述来看,黑格尔给了国民经济学以很高的评价,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斯密对黑格尔的影响。
关于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特别是他与斯密的思想关系,其实早就有人关注过。
譬如卢卡奇就认为:“亚当·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劳动的思想对黑格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30],黑格尔在耶拿手稿中对劳动主体性的强调,对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叙述,对机器和工具、技术进步的讨论,以及对分工劳动的分析无不有斯密的影子;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将这一劳动观应用到了经济、社会和哲学领域,他对近代社会的描述,对价值、货币以及“理性的狡诈”
等的描述,都秉承了斯密的思想逻辑。
因此,“黑格尔在经济学上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
[31],“黑格尔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是作为批判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弗格森的学生”
[32]。
从这些表述来看,卢卡奇基本上将黑格尔描绘成了一个斯密主义者。
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会对黑格尔的整体评价产生影响,事实上,卢卡奇也提出了一个堪称革命性的见解:“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只有他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
[33]这样一种结论,无疑与人们通常熟悉的,即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的说法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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