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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卡尔·马克思问题”
的三种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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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讨论的是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或者说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可称作转折点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一主题仿佛只与马克思的思想分期相关,但实际上,它关乎于对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判断,属于马克思研究中根本性的理论课题。
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在研究史上也被称作“卡尔·马克思问题”
。
这一说法是由日本研究斯密的代表人物内田义彦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斯密一生曾出版过两本著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规定为拥有同情心的“道德人”
,强调利他主义道德哲学对于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而在晚年写作的《国富论》中,斯密把人规定为自私的“经济人”
,强调人的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两者在价值倾向和社会解释原理上呈现出某种矛盾或者说不连续的状态。
如何解释两者的关系,在西方学术史上被称作“斯密问题”
。
在20世纪60年代,内田义彦曾模仿这一“斯密问题”
,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也存在着思想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卡尔·马克思问题”
。
其实,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内田义彦,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式出版的那一年。
众所周知,1932年世界上同时出现了两个有关《手稿》的版本:一个是收录于旧MEGA第Ⅰ部门第3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一个是由朗兹胡特和迈耶编的《历史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1]。
尽管两个版本的编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同一部《手稿》文本,但对《手稿》的评价却出现了相反的倾向。
旧MEGA版的编者阿多拉茨基宣称: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哲学上还经常受费尔巴哈的术语影响”
[2],因此《手稿》只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
与此相反,朗兹胡特和迈耶却对《手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晚期的著作并没有超越《手稿》的思想水平。
这是围绕《手稿》的评价所出现的最早的分歧。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分歧后来竟演变成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立。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手稿》以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为核心,早期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而晚期的马克思则以经济学为核心,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
。
而以奥伊则尔曼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则严厉地批评了朗兹胡特和迈耶、蒂尔、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有意“把青年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试图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3],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
[4]。
这样一来,原本属于《手稿》学术史定位的论争,却意外地变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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