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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艾思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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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体系化的一个必然延伸。
在这方面，当以艾思奇的工作最为成效显著。
1.哲学大众化之意义
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一个方面。
理论的体系化是为了理论自身的规整，以增强理论之说服力、战斗力。
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战斗力并非理论体系化之最终目的，体系化本身只是一手段，最终目的乃在于理论掌握群众，造成一支以这种理论为旗帜的、号令统一的革命大军，以实行社会革命，获得最终胜利。
社会主义既然是人类最后的社会解放，因而这一事业便是千百万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而非少数革命家之密谋所能成功。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
但一种理论如何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去，将理论付诸实施，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所未能具体思考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54]马克思这里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马克思这里所设想的“群众”
可能还是那些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因而，只要理论上彻底，就能使他们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地起来改变世界。
但在一个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中，面对那些并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非产业工人阶级群众之时，只通过理论的彻底，恐怕就难以奏效了。
这是列宁先碰到的问题。
列宁的解决之道是先锋队组织和对其他阶级的领导权。
后来的葛兰西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意大利国情的不同，他的解决之道则是与列宁有所不同的通过有机知识分子而实现的文化领导权，其观念中的有机知识分子范型便是天主教会的传教士。
但无论如何，在俄国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也非中国能比，因而问题虽然不少，但与中国却不相同。
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将民族矛盾提到突出地位，这就使得在中国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困难要大得多。
如何使那些非产业工人阶级群众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严重。
这就需要革命理论适应中国的现实情况。
为此，首先需要转变理论的西欧背景，使之能够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还必须将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转变为中国民众能够理解的东西。
当然，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宣传到最底层的民众，而是首先抓住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再由他们去进一步宣传群众。
在这方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青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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