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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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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期发展相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掌政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被纳入了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体制之中，一大批研究人员成了职业性的专门研究者。
这使得学术化的研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另一方面，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这些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兼具政治领袖和学者双重身份不同，后来的领导人则主要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双重化方式：一种主要是政治领袖们在实践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种则是学者们主要在学术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前一种方式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后一种方式却也非可有可无，而是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但以往的有关研究对后一方面的关注似乎有所不足，这就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的欠缺。
本项研究试图对这一欠缺有所补益。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研究并非脱离了中国实践的纯粹学究式理论构造，而是密切地相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的。
这种学术化研究的特点，从表面看，似乎往往表现为一种对于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探讨，而无关于当前的现实实践。
但如果我们透过这种学术化争论的表层现象，就会发现它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相关于现实实践的，或者说，是与中国现实实践的变化相匹配的。
由此立场观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研究进路事实上也是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转型而构成了几个发展阶段。
我们可以本世纪初为大致界限，将之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前一阶段可名之为回归实践哲学范式，即从前此的包含实体性哲学范式和主体性哲学范式两种类型的理论哲学，回归实践哲学；后一阶段则可名之为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进而从一种笼统的实践哲学回归历史唯物主义。
但既然这一研究进路表现为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阐释的变化，那么，要理解这种变化，还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哲学那里去，把握住马克思哲学之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之实质，以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性。
我们可以从如何看待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
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对立，其实质是如何看待实践或人类生活本身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这一关系构成了任何哲学思维据以出发的前提，而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则决定了一种哲学思维的进路或理路。
既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的排列方式，那么，我们由此便可分辨出两种对立的最为基本的哲学观念或哲学理路来：一种可称为实践哲学理路；另一种则为理论哲学理路。
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思维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认为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它就是实践哲学的理路；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它就是理论哲学的理路。
照此分类方式去观察人类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主导理路显然是理论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哲学之理路；实践哲学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所发展，但是，一则在他那里思辨或理论活动仍具有最高的位置，另则这一实践哲学传统在其后并未得到如理论哲学传统那般的高度发展。
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19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认真的挑战。
而既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的挑战，便只能是来自于实践哲学。
诚如倪梁康先生所言，“实际上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
。
这样，作为反形而上学理解的实践哲学，便包含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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