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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within&beyond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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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明了对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态度之后,拉克劳和墨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建构后马克思主义。
这一任务是通过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实现的,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所谓解构是一种极其散漫的态度,也是一种模棱两可、暧昧不清无法加以准确定性的立场。
他们自己指认“这一‘解构’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的彻底否定行动,而是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这一超越传统(但相对于传统的关系而言,却是唯一可能的)的彻底质疑,才恢复了传统(此前,该传统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范畴的本义。
在此意义上,解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意味着要超越诸如‘阶级’、‘资本’等概念的欺骗性依据,并重新创立上述概念期望构建的原本综合性意义;意味着对它们所代表的极其有限选择的理论选择性的总体系,内在于它的结构自身中的模糊性(德里达所谓的‘处女膜’),虽然这一模糊性受到了强烈压制,但它还是在语境表层到处浮现出来。
正是这些模糊核心的系统谱系学构架,才得以开始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并把后马克思主义建构为我们当前反思的领域”
[39]。
同时,正如拉克劳在2002年12月19日写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文译者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
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
[40]。
很清楚,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证明新社会运动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当代左派的政治策略。
当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左派新的政治策略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也就形成了,而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这个逻辑的完成必须要“通过批评和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
[41]。
也就是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
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理论目标的呢?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有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42]拉克劳和墨菲对这里所说的解构在2003年的再版序言中有过一个清晰的解释,他们借鉴了胡塞尔关于“沉积”
和“再生”
的区别来对他们的这一方法论进行了描述,即“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
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
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
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被作为沉寂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使它们的话语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质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
结果是马克思的理论化领域更加不明确和多样化了,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化怪癖。
必须明确说明的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在第二国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直在其中运作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
特别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从知识分子问题到民族问题,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到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苏联的经验对这一运动中革命派的再认识,表现了这个多样化的特征。
随着第二国际的结束,这一多样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中断了。
卢卡奇对于理论和政治结合起来有不可否认的判断力,但是那没有超出整个第三国际的陈旧话语领域。
卢卡奇的情况远不是孤立的一个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策略遭遇的问题已经被包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之中,但是在内战时期这个理论发展失去了连续性。
唯一的例外是葛兰西,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兵工厂,这些概念包括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知识和道路的领导权等,它们成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反思的出发点。
根据这些新难题和发展来重返(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必然会破坏(解构前者),即替代它们的可能性条件和发展无法用范畴来加以概括的那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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