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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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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现实的空间都是由社会关系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所体现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那么，空间的未来希望何在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建构出一种不受政治权力控制的空间呢？哈维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延续了他在社会空间批判理论上的经验主义解读方法，并辅以基于乌托邦理想的政治变革思路。
凡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客观现实问题的人，都会由于无法看到处于本质层面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历史作用，而把社会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统治性政治权力的化身，从而把它界定为异化的社会关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思考未来的超越之路时，往往会彻底抛开现有的社会关系，并在乌托邦理想的层面上重构一种想象性的社会关系。
虽然有的学者在处理这种解读思路时，会显得略微复杂一些。
譬如，不把未来的乌托邦理想理解为当下主体直接建构出的那种乌托邦形式，而是把它理解为处于不同的历史—地理形式中的社会主体在琢磨或研究当下实践语境之困境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那种辩证的乌托邦形式。
但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其根本的特性在于不从现实历史出发来思考未来目标的获得路径，而是在抛开现实历史的前提下来抽象地思考未来的希望所在，这跟它本身是否是机械的或辩证的没有直接关系。
辩证的乌托邦仍然是乌托邦，这是我们在解读哈维关于希望的空间的观点时要注意把握的。
在阐明自己关于空间之未来希望的观点之前，哈维先对两种乌托邦理想进行了批评，一种是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一种是过程的乌托邦。
他认为这两种乌托邦形式在时空关系问题上都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因而都无法克服其理论本身存在的逻辑缺陷。
首先是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哈维认为托马斯·莫尔是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莫尔想建构一种想象的地理形式、空间的乌托邦，它是一个和谐与稳定的社会。
莫尔是以此作为克服当时英国的混乱状态的对策的。
他的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他的实现方案是乌托邦的。
他不仅踢开了英国现有的混乱状态，而且还踢开了导致这种混乱状态的具体社会要素，如货币、私有财产、剥削等。
哈维指出，在莫尔那里，“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尽管在乌托邦想象中，它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
大概说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
[17]。
既然只是用想象的地理来控制社会变革并以此来论证空间乌托邦的可能性，这就说明莫尔解读思路中的逻辑线索是很脆弱的。
在哈维看来，这种脆弱性集中表现在莫尔无法正确解读空间与时间、地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上。
莫尔虽然想用空间形态来控制历史时间并以此保证空间乌托邦的纯洁性，但实际上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空间乌托邦的设计者，莫尔本人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他也是生活在当下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的个人。
因此，如何保证他在设计空间乌托邦时，不受到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响呢？事实上，莫尔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
被福柯视为通过创造监视和控制的空间体系（polis=police）而产生的“全景效果”
同样融进了乌托邦方案中。
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莫尔的《乌托邦》无疑可以如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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