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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当初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套路了，用玄之又玄不可揣测的天象说事，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摆证据讲道理以礼服人，而纯粹是撒泼打滚式的疯狗乱咬，体现的是对方不死不休的决心——天象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弹劾也必将无穷无尽，直到有一方彻底倒台为止。
——不是，至于吗？
事情到了现在，其实朝廷也差不多搞清楚了世子在江南整出的大活。
总得来说癫公发狂的破坏力相当之大，但毕竟在南方待的日子实在不长，所以造成的损害还算是可控的。
以皇帝的估算看，世子南下后又砸又抢到处撒欢，损失统共也就一百万两上下而已。
要说惨重呢的确也很惨重，但到底没有动摇根基；江南豪族又何必搞出这种鱼死网破的调调呢？
从如此滔天的恨意看，这不像是只抢了一点物资，倒更像是刨了某些宗族的祖坟呐！
……所以说，这癫公到底在江南做了些什么？
在接到第两百封弹劾的奏折之后，皇帝茫然了。
这样深刻的茫然持续了数日，才终于得到了完美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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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回响·上虞海战的余波】
【……相对于数百年后才逐一显现的诸多重大意义，上虞海战对当时大安朝局的影响却是立竿见影的——国库通过葡萄牙的赔款获取了大笔的入账；行商们通过《上虞条约》获取了可以在南洋自由经商的特权；北方开辟了可以运输粮食的通道。
但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却可以一言蔽之：上虞海战之后，箭在弦上的“甲寅变法”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敌人。
改革涉及利益的再次分配，为了保证内部的团结一致，就不能不在外部树立敌人；自桑弘羊至王安石，惯例莫不如此。
但在甲寅变法的初期，改革团队在这个根本方针上却相当之迷茫——葡萄牙与倭寇当然是理所应当的敌人，但这个敌人未免也太过于弱小，根本不能纳入长期的规划之中。
或者我们可以说得简单粗暴一点，在解决完了葡萄牙倭寇之后，大安应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对外用兵呢？
用穆国公世子的话说：“我们总不能随心所欲，想打谁就打谁嘛。”
（这一句话是当时的内阁阁员张太岳所记载的原话，但在《儒望日记》中，世子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虽然我的确很想这么干。”
）
后世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纠结，但在非常讲究师出有名，而且宣宗弃边后保守封闭已有一百六十年有余的大安朝，一个合适的敌人却实在是证明改革正当性必不可少的论据。
当时还没有诞生反殖民主义的叙事，朝廷对外来侵略者的排斥仅仅限于某种保家卫国的本能，尚且没有意识到西方列强在海洋上的扩张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在这种大氛围下，革新派实际上很难说服他们保守僵化的同僚们。
甲寅变法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利润也要有合适的理由涂脂抹粉。
就算自有大儒为你们辩经，你总得告诉大儒往哪个方向辩吧？
而上虞海战的重大意义，就是找出了可以供革新派们批判一百年的此世界全部之错——沿海走私集团。
】
飞玄真君足足揉了两次眼睛，才终于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字。
虽然天书并没有明言，但在费了极大的精力理解了这什么“此世界之错”
的奇葩用词以后，真君却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所谓革新派批判一百年的沿海走私集团，一定是穆国公世子的手笔——这种莫名其妙神经兮兮应该找李时珍看一看的脑子的莫名疯癫气味，其他人是模仿不出来的，
【当然，对走私集团的批判并不是无的放矢。
沿海的确有那么一个官商勾结的团伙在长期走私；这个团伙的确与倭寇海盗甚至葡萄牙巨商关系匪浅；甲寅变法与走私集团的矛盾也的确不可调和——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掌握整个南洋的海贸，彻底斩断境外势力入侵的渠道，双方的利益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你死我活，斗争根本不可避免。
但革新派搞斗争的思路却实在与众不同。
他们宣称，走私团伙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匪帮”
在境内扶持的汉奸团伙，里外勾结朋比为奸蓄意要妨碍甲寅变法中的自由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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